作者：張煌新

又到了清明時節(jié)掃墓時，我的母親逝世多年，每年清明節(jié)我都要回老家為母親掃墓，更加懷念的是母親曾與我說過的一句話，它讓我受益匪淺。

我的老家在河源桂山腳下的一個客家山村，老家人從祖上傳來就把種田人稱作是“拿鋤頭”，把走出山門在外工作領國家工資的人說是“拿筆桿”。按村里人的說法我就是拿筆桿子的人，因為我是文化工作者，領國家工資的人。說起我的“筆桿子”情懷，先得從我讀初中時母親對我說的一句話談起。我母親出生在解放前，是一位稍有文化的淳樸的農村婦女，從小母親就以自己的生活經驗用淳樸而又充滿哲理的話語教育我。母親九十三歲那年離開了我們，但是母親那慈祥的面容一直烙在我的腦海中。我清楚地記得上初中時，母親拿著家中僅有的兩只家雞到鎮(zhèn)上集市賣，給我買回了學習用具。她拿著一支鋼筆對我說：“一支筆很輕，但是要拿得起它就不容易了，你要好好讀書，將來做一個拿筆的人。”這“拿筆的人”就是有文化素質、有知識才能的人，是靠文化工作的人。

母親那語重心長的教誨一直銘記在我心中，“一支筆很輕，但要拿起它就不容易”，這句充滿了哲理又很樸質的話語，激勵著我走過少年、青年直到現在的中年，今后還會不斷地激勵著我奮進。我把母親的這句話當作人生的座右銘，為了不辜負母親的厚望，我勤學苦練且艱苦奮斗，終于大學畢業(yè)，成了一個有文化知識的人。走上社會后我被安排在文化部門工作，且一直從事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我成了一位靠拿筆吃飯的人，我終于拿起了一支筆，成為一位文人。我一直堅持文學創(chuàng)作，先后在《人民文學》《北京文學》《安徽文學》《四川文學》和《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南方日報》等國家級和省級報刊發(fā)表文學作品300多萬字，出版《夢中流星》《悠悠客家情》等文學著作13部，先后獲得第十二屆中國人口文化獎，第三屆、第四屆和第六屆廣東省民間文藝優(yōu)秀著作獎等，成為了一名國家級作家、民間文藝家。時至今日，每當深思母親對我說的那句教誨的話，我都會感慨萬千，千言萬語也表達不完對母親的感恩�？刹皇菃�？母親要我做一個“拿筆的人”，讓我終生受益，我有今天的文采飛揚，不正是母親的教誨和激勵，使我從中激發(fā)了勤奮向上的熱情嗎？

回憶自己愛上文學且初露頭角之時是在讀高中，我對作文特別感興趣，我的作文每每被老師所推薦作為范文�？v然如此，我沒有考慮過靠“筆桿子”謀前途，直至一件事的發(fā)生，才徹底改變了我的念頭。記得念高二時的一個國慶節(jié)，學校舉行以“熱愛祖國、歌頌祖國”為主題的作文比賽。我在想：這個主題很大也很廣，要選怎樣的素材來表達主題思想才能別具一格呢？當時我苦思冥想，不知從何下筆。周末我回到家在房里構思這篇文章時，母親見我神思恍惚，詢問何事，我望著母親的雙眼，靈光一閃。于是，靈感剎那間涌上心頭：母親原是廣州人氏，因日寇侵略，廣州淪陷致使家破人散，母親翻山越嶺幾百公里逃亡到河源縣，我父親出于同情幫助了素不相識的母親，后來我母親與老實厚道的父親結為夫婦。我想：母親的這段經歷不就是很好的素材嗎？可以此故事作文來控訴日本法西斯侵略戰(zhàn)爭，從中激發(fā)人們熱愛祖國和建設國家的熱情。于是，我立即執(zhí)筆為文，當時教我們語文課和任班主任的朱老師看了我的這篇文章后連連稱贊，說文章故事性強，主題思想鮮明，內容豐富，文筆流暢，文采斐然，在征文評選中毋庸置疑地得了第一名。朱老師又把此文推薦給當時河源縣的一本文藝刊物《河源文藝》，編輯老師見文章寫得那么好很快就刊登出來。于是，全校掀起了一道波瀾，同學們都夸我了不起，“小作家”之名不脛而走。朱老師特別欣賞我的作文，鼓勵我課余時間多寫稿給學校廣播站。朱老師的循循善誘、母親“做一個拿筆的人”的期望，點燃了我的文學夢。高中畢業(yè)后，我在村里當了一名民辦教師，教學之余刻苦攻讀，考入了當時的惠陽地區(qū)師范學院。畢業(yè)后，我被安排在鎮(zhèn)文化站工作。走上社會之后，我的創(chuàng)作熱情更大，一篇篇以家鄉(xiāng)人和事為素材的散文、小說、詩歌發(fā)表在各種報刊上。

后來，我萌發(fā)了闖蕩深圳的念頭。先是在一家雜志社做編輯工作，后來我被調入深圳一文化站工作至今，一直負責文化宣傳和文學藝術作者的創(chuàng)作組織和輔導工作。南下逐夢的我用一支筆圓了文學夢，成為一位名符其實的國家級作家。我筆耕不輟，腳踏實地，以不懈的努力經營自己的文學家園。我的長篇小說《村姑闖蕩記》被改編拍攝成37集電視劇，我的文學作品先后多次在全國有關文學作品評選中獲獎。一路風雨一路歌，我祈禱筆頭常青，寫出更多更好的文學作品。

人們說：深圳是淘金的地方，和我一起來深圳尋夢的幾位朋友都在深圳做了“大款”�？晌疫�是原來的我，是一位實實在在的文化工作者，是一位“拿筆的人”。但是，我又不是原來的我，每當看到我那“堆積成山”的榮譽證書和發(fā)表的許多作品時，我覺得自己也是一位“大款”，一位精神上的“大款”。因為有母親“做一個拿筆的人”的期望和教誨，所以我在深圳圓了自己的文化夢，做了一位文化“大款”。我深深地懷念我的母親，母愛真的很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