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五歲時，跟著父親到合作社買東西，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逛商店。

大隊的農房比較分散，道路都是羊腸小道。我家去合作社要過木橋爬山坳，生產隊里沒有小孩敢獨自前往。全大隊只有一個商店，小孩想零吃，只能等待父母趕集或去合作社買回來。生產隊偶爾也會有賣雜貨的來，貨郎鼓一響，孩子們就會把平時積攢下來的鴨毛、雞胗衣、破涼鞋、牙膏殼等拿來換糖吃。沒有“屯貨”的孩子也圍著雜貨箱觀看，有的小孩實在忍不住糖香的誘惑，就回家偷偷把牙膏擠掉，拿牙膏殼換糖吃。

我跟父親來到合作社，心情那個激動啊。進去合作社，只見一條又高又黑的木柜臺橫放正墻前面，一個肥肥胖胖的大伯站在柜臺里面。合作社里人不多，父親給我買了兩個糖，然后買了些咸魚、鼓油、鹽什么的。父親買什么，“肥伯”就從柜臺里面把東西拿出來。柜臺太高，我看不見里面的東西，踮起腳也一點都看不見。但我感覺到柜臺里面有很多物品，而且比雜貨箱里的物品豐富得多，糖呀，餅呀，好吃的應該很多很多。我想叫父親抱我看看，可父親肩上挎著布袋手里拿著瓶子，就沒開口了。心想，要是我父親在里面工作那該多好啊。

讀小學后，學校跟合作社相隔不到一百米，我課間有事沒事就去合作社轉悠。合作社好像經過改造了，比原來寬敞亮堂，有三個柜臺與墻平行構成半包圍，柜臺里面靠墻的貨架上都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商品，正面的柜臺是玻璃柜，里面分層次分區(qū)域擺放著文具、圖書、玩具、日用品、針織品等；左邊是寬大光滑的木質柜臺，上面放著尺和剪刀，后面的貨架擺著各種花色布匹，那柜臺是專門裁剪布料的；右邊的柜臺較矮，各式各樣的陶瓷罐擺成一行，罐上粘著紙，寫著鼓油、魚露、五加皮酒、米酒、蔗渣酒、煤油及價格，最邊鹽池；地上還擺放著幾個竹框，里面裝著咸魚、菜干等。“肥伯”也不見了，換成兩個年輕女人，她們的皮膚白白的，衣服總是那么干凈整潔，頭發(fā)也梳得整整齊齊，毫不零亂。

柜臺上每隔幾米就放著一個算盤，黑黑的算盤珠子光滑剔亮。有人來買東西，售貨員就用算盤結賬，哪怕只買一件商品，只要需找錢，售貨員都會在算盤上撥弄幾下。每當逢年過節(jié)時，到合作社購買商品的人就多了，而且買的東西品種多樣，有的一次就買二十多種，從布料到食品，從餐具到飲品。只見售貨員左手清點商品，右手撥動算盤珠，片刻就計算出總額。想想自己做數學作業(yè)時數手指和算腳趾，對售貨員真是心悅誠服。每當說起售貨員打算盤的事，我上屋的仕伯總是說：“要是沒點真本事，怎能走進合作社的柜臺里。”

合作社里平時客人不多，大都是買了東西就走。有時也會有幾個社員來到合作社，將木櫈搬到柜臺前，每人打上一杯酒，再買幾個酥糖硬餅，邊喝邊說一半天。此時，柜臺儼然成了酒吧的吧臺，他們在那里訴心里的酸苦，談生產隊的農事，還會講一些虛無飄渺的故事。

全大隊最令人羨慕的職業(yè)莫過于合作社的售貨員了，比大隊的支書還令人羨慕。我羨慕售貨員，羨慕她們在算盤上猶如彈鋼琴，羨慕她們掌控著琳瑯滿目的商品，羨慕她們農民臉上沒有的神氣。

我讀二年級時問仕伯：“是不是珠算熟練了就可以去合作社的柜臺里工作了？”

“沒那么簡單的。”仕伯一臉正經對我說，“要想進柜臺工作，如果你家是居民（非農業(yè)戶口），那就相當容易了，中學畢業(yè)后政府就可安排你在供銷社工作。”仕伯點燃一根煙繼續(xù)說：“像我們農民只有三條途徑：一是去參軍，在部隊表現好立個功興許能安排你在合作社工作。二是去參加政治運動，以前很多參加‘三反五反’‘斗批改’‘路教’等運動的人都沒回生產隊勞動了。三是讀大學，如果你成份好表現好上面又有人，推薦你去讀大學，畢業(yè)后想去合作社工作那就小事一樁了。”

我雖沒完全聽懂仕伯講的意思，但我知道去合作社工作是一件非常艱難而且復雜的事。那條柜臺仿佛是一座天然屏障，將農民遠隔在千里之外。

我參加工作后，國家實行了改革開放，大力發(fā)展市場經濟，供銷社也進行了改革，全部門市被人承包。個體經濟如雨后春筍，柜臺里的工作成了大眾化職業(yè)。

不知什么時候起，超市興起，網購盛行，柜臺漸漸在人們的視野中淡化。

作者：龔金球